第四十七章 婚姻与进步(2/3)

    袁映霞露出大大的笑容:“可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从小到大一直都努力用功读书,不像别人家的孩子,总是要家里人操心学业,有这样一个女儿,你们是够有福气的了。”

    谢芳仪淡淡地说:“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她觉得这样过挺好,便这么过下去好了,自己家里又不是没有亲人的。”

    此时听了冼冠生的惨死,谢芳仪想的是,这中间的是非曲直自己不晓得,也无法判断冼冠生是否违法,不过这死得也有点太过不明不白了。

    谢芳仪笑道:“袁嫂总是夸奖她。”

    “十九。”

    当时余若荻心中便说:坑得好!

    袁映霞笑着说:“我这哪里是夸奖,这叫做‘实事求是’。要说景心也不小了,都有二十岁了吧?”

    余若荻不动声色地说:“马上要考试了,她每天加紧读书,吃了饭就回房间里去了。”

    景心笑道:“记得了,姨妈,我也是挺爱在那……里面兜圈子的。”已经是五月时节,天气晴朗的时候,在竹林中读书是最惬意的,有的时候读得实在很累了,自己还去看一看鹅保姆的坟,小时候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只是后来听母亲和姨妈说起,影影绰绰似乎脑海深处真的有一只白鹅的影子,所以看到池塘里游着的鹅,很不忍心想到鹅肉煲。

    袁映霞坐下来喝了两口水,三个人便闲聊起来,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袁映霞转着头左看看右看看,笑着说:“怎么不见景心?”

    谢芳仪也很不以为然:“杨文茂不必说了,我一向对他印象就不好,那官细群,从前在郭先生那里也见过的,不知他从哪里听说郭先生是与重庆有些联系,便替汪精卫政府中一些落了水的人牵线,那些党政人员,除了做官没有其她的技能,因此穷困之中得汪精卫招引,便都纷纷拥拥地去了,然而嗅觉却也灵敏得很,在那伪政府里接触到的东西又多,越到后来越知道日本人快不行了,便如同蝴蝶蜜蜂一般地又要去寻国民政府,来郭总编这里疏通关系,也真的是可笑,哪知这两人如今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呢?”

    谢芳仪本来对“三反”并不在意的,然而很快便出现了“五反”,那便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全体商户大审查。到了四月二十一号的时候,冼冠生跳楼自杀,他是冠生园的创始人,余若荻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吃过他家的蜂蜜,这一世在上海的食品业界,冠生园也是鼎鼎大名的,没想到冼冠生居然死在了这时。

    然而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袁映霞竟然登门做客,自从那一次牵线搭桥崴了脚,她可是安静了好一阵,如今可是如同初春的刺猬,又活跃起来了,虽然瘦了许多,可是一脸希冀的样子,与当初刚出事的时候很是不同,那时她可真的是,小小的眼睛里藏着大大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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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若荻连连点头,当时这件事情出来,胡宝珠回来说祝蔼怡忧愁得下巴都尖了,只怕牵连到自家,那时余若荻的内心OS就是:简直是太过单纯,单纯到自己一直觉得这人的戏演得不错,如果不是如今袁映霞如今也给杨文茂坑了进去,自己都以为她是那边派过来的卧底,当她自己是日本动漫的主角吗?嘴炮拯救世界,只要够真诚,一定能打动人┓(?′?`?)┏

    “虽然说是这样,可是母亲长辈又怎么能陪伴她一生呢?要说阿苹与景心姐妹两个关系好,可是景心终究也是要结婚的啊,更何况现在都讲根红苗正,我说一句话你们可不要不爱听,阿苹和景心的政治成分可都不是很好,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呢,将来入党啦,读书啦,工作啦,都很需要好好提高自己的思想,倘若能够与饱经考验的革命战士结合,那个政治成分可就不一样了,可就能证明自己一颗红心向着党的决心了,所以……哎呀我就明说了吧,那位团首长是看上景心了,很想见一面呢。”

    余若荻当年也曾经听姐姐说起这件事,还说不要外传,那时余若荻便笑道:“这位董先生还算是个老实人,没有说是临时伙计干的,他半点不知情。”

    结果最后袁映霞剥了一层皮给放出来,和自己抱怨杨文茂,居然说丁香那一次差一点给抓进教养所,是杨文茂告的密,她也是后面才知道,本来想说,却又不好说的,哪知杨文茂居然连她也坑了。

    “十九岁,也是个大姑娘了,我就想起阿苹,已经三十岁的人了,怎么也不说找一个归宿?她这样拖下去,要找个好男人可就难咯,这不是么,我认得一个军队领导,老革命,三十四岁,甘肃人,南下干部,还是单身,团级的首长呢,两个人结婚,直接就当团长夫人,可是和他提了一下,人家觉得阿苹年纪太大了,怕不好生养,又担心是个脾气古怪的,任我怎样拍着胸脯担保都不肯呢,我看也是她的妈妈把她给耽搁了。”

    外面这些事情,谢芳仪和余若荻尽量避免在景心面前议论,景心马上便要考试,只怕影响了她的学业,日常也和她讲,外界无论是怎样的风雨,都吹不到自己家里,只管用功读书,余若荻每次都要加一句:“看书做题半小时,要记得起来走动一下,看一看远处的绿树啊,不要太伤了眼睛。”

    对于所谓的儒商,还有什么“传统商人的道德自律”之类,谢芳仪是并没有感觉太多传奇色彩的,当年上海开战之时,自己在仁济善堂作义工,便看到一位大绅商叫做董顾馨,赶在善堂收捐款的那一天过来,要结清拖欠的米账,本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那位主事的理事说道:“这几天送来的米,米质恶劣,掺了无数细砂白粉,明明是四号杂米,开的却是二号白米的价格。”那位名流还不肯认,理事当场让人将挑出来的沙石和黑小米拿给他看,那人这才不说话了,这样的丑事给人拿住把柄,倘若传扬出去十分的不好,于是索性全部算作捐赠,也不索要米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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