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杯酒 竹筒饭(4/5)
陈泽洋吃了很多很多,一高兴,也跟他说了很多很多话,到后头,却流了泪。
这世上,除了他母亲,再无第二人,对他这么好。
他问他:“哥,怎么对我这么好?”
那晚气氛正好,火光很暖,米饭很香,心里头一片热烘烘,是个适合把深藏已久的心事坦白出来的好时候。
“泽洋,我不想做你哥,我想和你在一起。”
那场告白算不得成功,陈泽洋愣愣地甩下他跑回了寝室,不知是吹了冷风还是受到刺激的关系,当晚竟然发起了烧,病了一周才好。
好了,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已经是大三的学生,男人与男人谈恋爱这种事,不是没听说过,以前上影视鉴赏课的时候,老师还给他们放过一部同性电影,好像是叫《断背山》的。他见着两个男人亲吻、激烈地做爱,尽管也有一瞬地不自在,但在片尾的时候看到那两件挂在一起的衣服,当时也湿了眼眶。
他并不觉得同性恋恶心、变态,只不过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哥说喜欢他,不是兄弟的那种,这让他感到惊慌。
从好朋友过渡到恋人尚且是道轻易跨不过去的坎,何况是从好兄弟过渡到恋人。
他病好后给他打电话,本来打算好了要明确的拒绝,听到他的声音,又想起那晚的竹筒饭,话到嘴边又嘴软,改口道:“我再想想,你给我点时间。”
这一想,就想了一年。
陈泽洋大四,又到了毕业季,开始面临是和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去一线城市热血打拼一番还是回自己那个三四线小城市安稳过活的抉择。而刀哥,也正被老大劝说着离开S市去千里之外的北方边境接管一个工程,这一走,至少就是一年。
两人坐一块,认认真真地商量了下各自今后的打算。趁着年轻去大城市里闯一闯,说实话,这样的想法陈泽洋不是没有过。但大城市里哪都好,只是没有他。他藏着掖着想给那人一个惊喜等到最后才告诉他自己决定毕业了回家那边考老师,没想到那人却准备要离开。
他听着他有去北方那边的想法,心头有点酸,又听着那人满口的去那边能赚多少钱,越听越气,脱口一句:“钱钱钱,你是不是只想着钱,不想要我了?”
他愣了好半晌,继而哈哈笑着抱住了他:“要的要的。”
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陈泽洋毕业后,回家里这边考上了教师编制,成了我的初中老师。而刀哥,也听了陈泽洋的话,慢慢退出了自己快待了十年的帮派,报名去学了一年的厨艺,回来跟陈姨商量了下,拿着自己这些年存的钱,将陈氏小菜馆改成了陈氏私房家常菜,又当老板又当主厨,踏踏实实地过起了日子。
我那时数学不好,在陈泽洋那里补课,周末去补课的时候,中午会留在那里吃完饭才回去,也就是在那期间,才吃到了传说中的竹筒饭。
这道菜在菜单上是没有的,即使偶尔有熟人点,那也不是点了就能吃着,得碰运气。刀哥只在陈老师想吃的时候才会做,一根竹子砍下来能有十来截,吃不完的才会作为赠品随机端出去请店里的客人吃。
我托老师的福,吃过不少次,那味道,很难忘。
陈家从之前的筒子楼搬了出来,前面是私房菜馆,中间隔个院子,后面连着住房。院子一侧种了一丛郁郁葱葱的竹子,春冬吃竹笋唰羊肉火锅,等到夏天竹子长起来了就砍下来烧竹筒饭,拉张吊床放小竹林里,吃饱了躺上去摇摇晃晃,凉快又消暑,我能睡一下午。
我喜欢在他们那里消磨自己难能可贵的学生时光,也带着自己的一些好朋友来这边吃过,当然,我的那些朋友,是早就知道我的性取向并且支持我的,所以我才敢带着他们去那里。
在外面,他俩只不过是别人眼中很合得来的好哥俩,真正知道他俩关系的人,并不多。那个年代,腐女还不盛行,“同性恋”在大部分人的思想觉悟里,还是一个既陌生又敏感的词。
他俩当初和陈姨出柜,就经历过很大一场的考验,曾经的救命恩人跪在自己面前声泪俱下地求着要两人分开,他还在烧着菜,什么也说不出,拿起案板上的刀子,对着胸口处正正划了三刀,血涌了出来,红了半截衣裳。
他咬着牙,一字一句:“姨,我爱他。”
陈泽洋回来听他进了医院,疯跑了过去,看见他正在缝针,母亲呐呐地站旁边看着,见他进来,喊了一声“泽洋”,然后又开始流眼泪。
他走过去,也顾不得旁边还有医生护士,当场就给他妈跪下来,脑袋磕着地板上的瓷砖,一声声地响,什么也不说,只不停地磕。
是这样,才终于松了口,同意他俩在一起的。
刀哥在山村里的那些亲人,在他生活渐渐好起来以后,便已经重新取得了联系,固定的会寄钱回去给他的叔伯。跟陈姨出柜后的第二年,陈泽洋也劝他接他的叔伯来这边玩几天,感谢感谢。他说不过,到底是请他的叔伯们过来了。
他在他们村里,算得上是有出息的人,至少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还开起了菜馆做了老板,两个叔伯都觉得脸上有光。
只是那脸上的光,在听说他和陈泽洋的关系后,就消了下去。
“丢人现眼!”他叔指着他俩的鼻子骂了一句。
他伯给了他一耳光,“别回村里头去,我们还要脸。”
久别重逢的亲人团聚,闹崩,不欢而散。他也就,再也没了要回去探亲的念想。
之后也各自陆续和自己玩得好的朋友坦白了关系,能接受的就继续来往,不能的就断绝来往,只求人别到处乱说。
日子和和美美地过,是一不小心就能过到白头的那种。
若非人祸,本该如此。
陈老师走的那一年,我正在读高三,也是那件事,促使我填报志愿的时候选了一所离家乡要多远有多远的学校,之后,也很少再回来。
我始终记得陈老师出事那晚的情景,他倒在血泊里,路口明晃晃的白炽灯照在他惨白的惊愕的脸上,那黑紫的血已经开始凝固,冰冷的身子已经在僵硬,刀哥将他抱在怀里,那个男人在冬夜里不停耸动的肩膀,还有哽咽到失声的哭泣,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绝望的悲怆。
他走时,还不到三十岁。不求贪心到百年,就算是只活到花甲,他也还差三十年。这三十年,本该是他俩一起的三十年。
我的老师,是被人杀死的。
作案的人,在他出事的隔天就被抓到了,是他教的班上的一个学生。
审讯的时候问他为什么要作案,他冷冷地笑,指着那个刚刚失了爱人的男人喊:“死同性恋,都该去死。”
他以前不知在哪里知道的同性恋,又是如何地曲解和误会,在心里深深地仇视和憎恨这类人的存在。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怎么发现了陈老师和刀哥的恋人关系,但是那样的仇恨,却在一天天的累积中,终于在陈老师当着班上同学的面批评他上课不认真听讲后,找到了发泄的借口。
故意在下晚自习后找陈老师问题目,顺理成章搭上老师的车回家,在无人的巷子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刀子,直直砍在人的脖子上,动脉的血喷涌出来,溅到了巷子里的墙上。
他惊慌逃走,跑了一半又怕人没死透被人救活来,折回去又在陈老师身上捅了几刀。
他从未觉得自己做错过,即使当着陈伯母的面,都是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好似自己做了一件为民除害的好事。
那个案子,曾经轰动一时,在市里传得沸沸扬扬。但是真实,却永远到不了围观群众的手中。
“因为憎恨同性恋而生起的杀念”在所有关系此案的报道中全都只字未提,只成了一句“对老师苛责的不满”,公开审讯里,上到法官、下到公安,都对“同性恋”三字三缄其口。蓄意谋杀变成了争执中失手错杀……
没人提及“同性恋”,那个词,像一个从自己口中说出来就会脏了自己嘴的禁忌的词,它是这个城市、以及管理着这座城市上层的人心中的灰色地带,肮脏、丑陋、见不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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